(論文摘要)
(2008年11月1日，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於中文大學舉行)
資訊科技工具變得簡便易用，媒體製作日趨普及。世界各地均 有不少教育團體推行媒體製作活動，鼓勵青少年人表達己見。“青年聲音”、“運用新媒體促進公民參與”等口號愈來愈普遍。本論文旨在探討這些青少年活動在教學法上的兩難：一方面，教育工作者試圖鼓勵青少年人獨立自主地表達意見 ；另一方面，建制及活動過程又似乎塑造了“青年聲音”的內容。
香港有不少這種鼓勵青少年人表達己見的媒體製作活動，例如，我們有香港藝術中心的香港獨立短片及錄像比賽、香港教育城的專題錄像比賽、消費者委員會的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廉政公署的錄像短片比賽、新高中通識科的專題探究活動等等。這些青少年媒體活動的宗旨、口號、評審標準等等均支撐着不同的論述，當中的“青少年”形象可以是大相徑庭。若以促進公民意識的媒體製作活動為例，當中的“公民意識”可以是公民責任、可以是某種道德價值、也可以是公民抗命；又例如以強調批判思考的媒體製作活動為例，當中的“批判思考”可以是指一種預設的激進左翼立場，但亦可以指一種較冷靜抽離的高階思維。
不同的價值立場也意味着不同的自我觀及與社群意識。這些教育或文化活動所預設或期盼的“青少年”可以是順民、可以是憤青、可以是民粹派、也可以是理性冷靜的知識份子。當然，這些並不是非黑即白的分類，大部份例子實際上是混合着不同的價值觀與期望。這些例子讓我們看到的，是教育及文化活動中的青少年形象其實是多樣化、甚或是衝突的。不同的青少年形象及價值取向絕對不是新鮮事，但是新媒體環境的匯流性卻把它們之間的矛盾激化了，例如：電視基本上已運用互聯網協助廣播、網絡服務供應商亦已提供電視節目、雜誌與教科書同樣可以在互聯瀏覽。換言之，用戶可以在霎時間經歷截然不同的閲讀材料。同樣是坐在電腦前看着熒幕，瀏覽器首頁可以是某宗教團體鼓勵某種道德價值的媒體活動，另一個分頁則可以是分享偷拍錄像的網站。
這些多元化、甚或矛盾的論述引發了我對這些媒體製作活動的果效及意義提出疑問。參與這些媒體製作活動的青少年人會是單純地將不同的價值觀及自我意識照單全收嗎？若然這些教育或文化活動活動是無關痛癢、影響不到青少年人的價值觀或自我觀感，那麽這些活動組織者是在白費唇舌、在浪費資源嗎？若然這些實際上大異奇趣（但表面上同樣冠以教育之名）的活動能有效地影響青少年人的價值觀，那麽我們便更要認真反思所謂獨立思考的問題，檢視教育工作者及活動組織者在這身份建構過程中的角色。這些“青年聲音”是獨立自主的表述還是備受支配的產物？兩個極端之間又是怎麽的一個模樣？ 我們該怎樣衡量青少年媒體製作活動的成效？我們到底在期盼一種怎麽樣的“公民”？我們應該支持哪些青少年媒體活動？
在這脈絡下，我所關注的“教育”或“教學法”主要是關於權力與知識建構的問題。社會結構（structure）與行為(agency)之間的關係，一直是社會理論的一個重點課題。這組討論正好為我所關注的教學法問題帶來了一點啓迪。
Giddens 認為在多元資訊氛圍下生活的現代人慣於反省、不易被單一權威所支配，但他未有充分討論到思維運作所需的媒介。Vygotsky認為人類思維與物質媒介息息 相關，但他卻沒有系統地解釋當中的因果關係。我論文中探討相關論點，使之互相補足，進而剖析青年媒體創作的本質，指出現實中壓根兒沒有不受制約的「自我表 達」。單從理論上看來，我認爲教育工作者不該輕信某種科技或設置能釋放青少年的「真我」，更應探討的，是身份建構過程中的教育機遇。我在研究中所採用的媒 體作品樣本分別來自香港三個截然不同的建制環境，包括了教育界、藝術界及青年組織的個案。Wenger 有關學習社群的概念提供了操作層面的分析工具，描畫出自我建構的歷程，有助闡釋身份認同的作為是如何與關於身份的論述互動互扣。整個分析結果顯示，教育工 作者或活動組織者理論上是可以透過青少年人的「自我表達」來導引他們達成某種身份認同；這表示青少年媒體創作活動遠比我們想像中複雜和具政治意味。
* 其他與會者的論文摘要：
http://www.com.cuhk.edu.hk/conference/cw2008/Site/Blank_files/booklet.pdf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